杨振声（1890～1956年），字金甫，亦作今甫，笔名希声，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教育家。1890年11月24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水城镇的一个地主家庭。
1915年夏天，杨振声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受新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新青年》的影响，1918年秋天，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酝酿筹备成立“新潮社”，出版进步刊物《新潮》，并被推选为《新潮》第一任职员，出任编辑部书记。1919年1月《新潮》创刊，杨振声先后发表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以强烈的同情心，揭露社会的黑暗，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杨振声是积极的参加者。他和北大同学们走上街头，向帝国主义者游行示威，高呼愤怒的口号，散发传单。
1919年底杨振声考取官费，和冯友兰、何思源等人同行，一起赴美国留学。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又进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同时还担任《新潮》杂志旅美通讯记者，收转中国留美学生投稿，继续小说创作。
1924年，杨振声学成后从美国回国，到湖北武昌大学任教，开始中篇小说《玉君》的创作。1925年2月由现代社出版，是杨振声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之一。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奠定了杨振声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杨振声先后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北京清华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兼中文系任教，同时还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除创作小说外，撰写杂文、评论、诗歌、散文等，还和徐志摩合编《晨报副刊·诗刊》。他抨击时政，揭露黑暗，反映他们的处境和愿望，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
杨振声是由文学家进入教育家行列的，如果说他在几个院校的任教还只是初试阶段的话，那么在国立青岛大学的任职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职能，他的教育思想及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阶段。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学校设文理两院，下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7个系。秋季在青岛、济南招收新生。9月21日正式上课，使青岛进入了文化城市的行列。
杨振声的任命是主持南京政府教育工作的我国老教育家蔡元培和蒋梦麟先生极力推荐的结果。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作法完全被杨振声接收过来。在他主持青大期间，极力效法蔡先生的“科学民主”、“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积极聘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以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聘请的专家学者先后到校任教的有著名诗人闻一多任中文系主任，著名文学家梁实秋任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物理学家蒋德寿、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戏剧家赵太侔任教务长，还有诗人陈梦家，文学家沈从文，语言学家闻宥，气象学家蒋丙然等人，可谓名流云集，人材济济，形成鼎盛一时的局面。同时，杨振声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经常聘请学术界的泰斗、权威如章太炎、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人来校讲学，以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学校的地位和声誉，一度显赫。
杨振声除主持繁忙的校务外，还亲自授课，在中文系开讲“小说作法”课。他非常注重教育质量的问题，如何办好学校成为他时刻关心的大事。开学不久的1931年5月，他即做了题为《努力把学校的根基打结实》的报告，他认为办学的责任十分重大，“为百年计，莫如树人，如办不好，不但在办学之良心上说不过，亦实无以答地方父老之望，更无颜以对地方之子弟也。”他主张“不独注意现在，也当看到未来”。他对青岛、山东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籍文献等，都做过认真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开办学科，如海洋生物学、气象学、海洋学等。他认为培养人材，应注重质量，“学生在好而不在多”。据说在他离开北平赴青大任校长时，傅斯年先生曾对他说：“只要你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也便不虚此一行了”，他深信其言。为达到培养出优秀学生的目的，他特别注重师资的人选，他认为“为山九仞”，九仞之上“才可以巍然千载而不崩”，而师资的学术水平是能否培养出优秀学生的关键，所以他聘请的教师，都是在全国各学科中出类拔萃的人材。有的学科因请不到有名学者，他宁可不开，也不图设虚名，由此可见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在他执掌青大期间，已经聘任到校的或准备聘请的教师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 此外，杨振声先生对教学设施的建设也特别重视，他一再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础的基础在图书”，建校之初，他即聘请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兼任图书馆长，以古籍珍本不遗余力地搜求，对山东省先哲、先贤的著作抄本也努力征集。莎士比亚著作的各种版本成为青大图书馆的特藏，梁实秋就是在此开展他毕生几十大部头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杨先生把图书、仪器、实验室一律列为设备，对仪器、实验室更是关注至极。他认为“近代科学不由实验入手，犹之农夫不操耒而云能耕，木匠不亲绳墨而云能量，同是一样的荒唐。”在他看来，“实验室在大学与图书同其重要。”他每年节约若干办公经费，添置图书、仪器和建设实验室，以弥补设备经费的不足。杨先生还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认为体育锻炼是强身之本。在学校多为山地和沟谷，“填沟不易，凿山尤难”的情况下，第一年就修建了操场。
杨振声先生为人清廉。他在任时，青岛大学经费少，为了节省开支，他把公家为校长提供的较好的住房让给教员住，自己出钱另租差一些的房子住；不用学校的家具，自己花钱置备；开校务委员会时，由他自己提供茶叶和香烟。在学校购买汽车时，为节省开支只买了一辆旧车，连出差也是自费。他从不接受礼物，即是别人送到他家里的礼品，也一定送回去，别人送的东西一概不收。
杨振声对朋友、对周围的人却很慷慨大方，平等待人，热心扶植年青人。他特别注意在青年中发现人才，热心培植，提拔和重用，照顾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他常用自己的工资帮助年青人。据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林同志说：他们在听杨先生讲课时，先生反复强调同学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作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材。他以自学成才的沈从文先生为例，号召同学们向他学习。沈从文先生是朋友们向杨先生推荐后，杨先生经过考察，确认沈是个大有作为的文学家之后，才向沈下聘书的，当时沈的职称才是个讲师。在青大，杨沈之间，既是上下级，又是同事，更是朋友，他们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等人关系很好，成为要好的一群，他们曾结伙到崂山小憩，一游就是数天，对棋盘石一带的风光尤为欣赏。
在青大，杨先生还有一帮酒友，不时还到饭馆欢聚。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胡适来青大讲学时，赶忙带上有“戒酒”二字的戒指，要求免战。一时在校内成为美谈。
在青大，杨振声忙于校长的事务工作，很少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据从查到的材料看，我们发现，杨先生在青岛期间只有一篇文学创作，即散文《与志摩最后的一别》，这是杨先生散文代表作之一。徐志摩（1897～1931年）先生是现代著名诗人，是杨振声的好朋友，他们从1926年4月起就在一起编辑《晨报副刊·诗刊》，成为莫逆之交的文友，杨振声来到青岛之后，他们之间还保持着联系。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所乘飞机在山东泰山失事，杨振声在青岛接到志摩身亡的电报后，根本不相信这么回事，还以为是电报出了错误或者是做了一个恶梦！此文就是记述他们于1931年6月在北京最后相见时的情景，那时他们约好，振声在青岛等候志摩，但是志摩走了，再也不会来青岛了，“是的，我们的损失，不只是一个朋友，又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更重要的，是人类中失掉了一曲《广陵散》！”这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对志摩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概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10月1日晚，经地下党支部发动，青大学生在校大礼堂成立了反日救国会，选出1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杨振声校长和个别教员也被选为执委。反日救国会成立后，即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即日动员，对日宣战”，出版青大校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而且还组成一个中队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全面抗日。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校长杨振声，但国民党教育部和青岛市政府的不准学生抗日爱国的训令，又让他左右为难，心情极为复杂，焦虑万分。支持学生，“部令、部章，皆难认许”；指责学生，爱国情理不容。杨振声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下，在不能公开支持去南京请愿的情况下，仍拿出几百元钱，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活动。 1932年，青岛大学的反日爱国运动发展到罢课斗争，得到北平学生的声援，规模越来越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7月3日奉行政院令将青岛大学解散，学生一律离校。杨振声在无可奈何中，向教育部辞去校长职务。 在此期间，国民党青岛市政反动当局秉承南京政府旨意，派警察局密探来校逮捕地下党员和学生代表，但阴谋未能得逞。有被搜捕的同学半夜里跳进杨振声住的院子里（院子只有矮矮的木栅栏，和学校连在一起），先生已经睡下，听见响动后赶忙起来，把同学让到屋里，保护起来。 杨振声先生辞职后不久即去了北平。 杨先生走了，离开了青岛，但他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却留在了青岛，留在了山东大学。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原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先生被任命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先生继承并发扬了杨先生的办校方针，使山东大学成为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对青岛，对山东的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青岛在30年代成为山东省的文化中心和我国北方三大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尽管这种文化中心城市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首先应该说，是与杨振声先生在青岛的努力分不开的。 